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核心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五方面，其逻辑基础源于经济基础、政治需求及文化传统：
农业是财政命脉
农业生产直接提供粮食，保障社会稳定和国家税收。土地税、人头税等主要依赖农业产出，而商业税基不稳定且征税成本高。
自然经济封闭性
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，地理环境限制了大规模商业交换需求，强化了农业的核心地位。
维护社会稳定
农民被土地束缚，便于户籍管理和徭役征调，减少人口流动，降低社会矛盾风险。
抑制地方势力
富商可能通过垄断资源（如盐铁）威胁政权，官营制度可防止商人勾结官僚架空中央。
儒家“重义轻利”观念
农业被视为“义”（国家大利），商业被贬为“私利”，这种价值取向为政策提供了伦理支撑。
“利出一孔”思想
将财富获取渠道限定为君主恩赐，通过限制工商业活动强化对民众的控制。
避免“舍本逐末”
商业利润吸引农民放弃农业生产，导致农田荒芜。通过政策限制保障粮食供给。
抑制贫富集中
商业活动易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，加剧社会矛盾，威胁统治基础。
户籍与土地管理
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，强化对农民的控制。
多方面限制措施
包括禁止商人参与仕途、征收重税、实行官营垄断等，从生活、政治、经济全方位抑制商业。
综上，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社会经济基础、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其本质是通过保障农业基础来维护统治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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