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围城》中强调“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”，这一观点通过以下角度得以阐释：
文学的本土性
国文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，具有鲜明的本土属性。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价值观，是“国货土产”，需要通过国际化的学术交流来验证其价值。正如方鸿渐所言：“国文是国货土产，还需要处国招牌，方可维持地位。” 类似于中国官吏需用外汇维持国币价值，国文也需通过留学这一“出口”行为，在国际学术领域获得认可。
其他学科的“洋气”属性
数学、物理、哲学等学科的体系和概念多源自西方，其理论框架和术语已形成国际通用的语言体系，具有“洋气扑鼻”的特征。这种“洋气”并非贬义，而是指其国际通用性和权威性，但国文缺乏这种全球通认的“护照”，难以直接参与国际学术对话。
文化输出的需求
留学不仅是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，更是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。通过留学，中国学者能够将国文的研究成果传播到更广泛的学术领域，增强国文的国际影响力。
身份认同的强化
对于学者而言，留学经历往往伴随着对本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认同。方鸿渐在留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，国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传承，更在于通过比较与交流实现自我超越。
知识体系的封闭性
当时中国学术界存在对外来知识的过度依赖现象，本土学术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形成。留学成为打破这种封闭、建立独立学术话语的必要条件。
社会认知的偏见
书中通过“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”的表述，隐喻社会对本土学术能力的质疑。这种偏见反而凸显了留学在提升学术地位中的关键作用。
综上，《围城》通过这一论断，既表达了对国文本土价值的坚守，也暗含对文化自信与开放交流并存的思考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既要珍视本土文化的独特性，也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，以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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